如果想深入了解王陽明其人，推薦岡田武彥所著的《王陽明大傳》，岡田先生于六十八歲時著手撰寫，花費了二十五年心血，至九十三歲高齡方完成這本五十余萬字的王陽明通俗傳記。雖是寫王陽明生平，實際重點放在了自宋以來儒學的綿亙變遷，以及程朱陸王各派學說的傳承同異，不僅是一本傳記，也是一本完整闡述宋明儒學和心學來龍去脈的大作。
正如史界評論，百年以降，東亞之陽明學者，未有居于岡田武彥先生之上者。數百年來，陽明學失于中國，卻傳承于日本，諷刺也遺憾。如今精讀這本書，無疑也只能算是在學問上求助鄰邦，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了。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說：「每個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制度、牧師乃至教皇來得救。」王陽明對儒學、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與此類似。心學的最高價值，便是讓自己的精神，脫離世俗倫法的約束，在日常生活中，人人皆可成圣。
岡田先生認為，陽明學是「體認培根之學」，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煉之學」。
王陽明是行動圣哲，陽明學也是行動儒學，這種精神貫穿了王陽明一生波瀾壯闊的行事中。儒學本來就是以實學為本，追求經世濟民、追求實用，通過體認領悟、在實踐中掌握學問。而王陽明在這種基礎上更進一步，創立「良知」說，認為自我和圣人一樣，生而偉大，存而無異。這種強調自我的主張，也被海外史學界認為是中國文藝復興開始的標志。（至于后話，那另當別論了）
在王陽明看來，無論圣人還是凡夫，無論賢士還是愚人，無論學者還是白丁，只要是人，心中皆有良知，這是永遠不滅的光明，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東西。正如錢穆先生所言：良知既是人心又是天理，能把心與物、知與行統一起來，這不但彌補了朱陸學說的片面性，也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宋儒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中國傳統中，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學問和事功，在這三個方面都有大成者，方能成為偉人。從這個角度來看，王陽明堪稱偉大。
王陽明的高徒錢緒山指出，王陽明的「學」有三變，「教」亦有三變。
「學三變」則基本概括了王陽明的一生：少時，馳騁于辭章；後來又沉迷于道教和佛教；在龍場歷盡艱難之后，豁然有得于圣賢之志，三次南征，在事功上取得建樹。
而我們要說的重點，則在于「教三變」。王陽明在貴陽龍場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自安徽滁州回來后，教授弟子靜坐說；自江西回來后，提出致良知說，直指本體。
一、知行合一
龍場頓悟，對于王陽明本人和王陽明來說，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王陽明真正篤志于圣學，便是從「龍場頓悟」開始的，它奠定了王陽明今后做學問的方向。
所謂「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我的理解中，用一句反喻更能理解，「行時，便已知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大概便是此意。只不過，相比朱子的求知之說，王陽明的重點，則落在了行上。（朱熹是基于「主知主義」的立場而提倡先知后行，王陽明則是基于「主行主義」的立場，而提倡知行合一）
王陽明的愛徒徐愛，將恩師的語錄結集成《傳習錄》，以使門人弟子能夠依照此書進行學習。但王陽明卻反對說，如果拘泥于此書，這反而是弊害（這和孔子不謀而合了），因此，陽明學被世人稱為「實踐哲學」也不是毫無道理的。
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事上磨煉等說，都是關于實踐的。
二、靜坐：心學與釋道差異
自安徽滁州回來后，王陽明也教授弟子「靜坐」說，但這種「靜坐」，卻和禪學的「坐禪」，大有區別。
靜坐和坐禪，在精神收斂層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質上，完全不同。在蒲團上坐禪，耽于三昧，追求死灰一般境界的行為，是發現世界，無法尋求到良心的。而王陽明提倡的靜坐，則偏于發現自身，更多了一份「省察克制」的意味。
多叨一句，心學和禪學都是以心為宗的學說，是否追求「經世致用」是二者的本質區別。比如在王陽明看來，儒學的本體是「良知」，父子、君臣和夫婦這些關系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心學主張的，是積極入世，有所作為。可佛教極力否定，主張避世。
佛教的目的是「不著相」，可是刻意為之，反而變成「著相」。儒學與佛教完全不同，儒學承認客觀事實的存在，順勢而為之，看起來是「著相」，其實已經變成佛教所追求的「不著相」。大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野，大概即是這個意思。
當然，王陽明在晚年時，也提出了以儒學為本、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論，并且認為只要修行「良知」說，道教的養生之道和佛教的超脫之道，都可自然而得，天地、見自己，佛教和道教，皆被包含于儒學之中。
三、良知和致良知
王陽明晚年將良知喻作明鏡，他認為明鏡有自凈的能力，良知自身也有去除私意習氣的能力，所以順其自然就好。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何為良知？為公為他人，即是良知，為一己之私，則不是。這種私，不僅指名利色欲，也包括所有的私心雜念。而學問之道，則在于去除私欲，尋求本心。
王陽明認為，《大學》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實現致知就必須去除蒙蔽心體的障礙，這個過程即「致良知」。
神秀有詩「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則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若將王陽明晚年時期的「致良知」說和「良知」論做比較，「良知」論時的陽明心學，更接近神秀的思想，而提倡「致良知」說時的陽明心學則更接近慧能的思想。
當然，這個觀點，也正被后人詬病，如在黃宗羲主編的《明儒學案》里，就指責王陽明流于禪，根本不是儒學。而王陽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這一思想，也被後來的良知現成派，演化成了「只要頓悟了良知，那萬事皆可」，流害無窮。
王陽明、朱熹畫像
前面講道，儒學就是以實學為本的學問，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經世濟民、追求實用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反對口頭上求道或者書本中求道，而是通過體認領悟而掌握。二程和朱熹，包括後來的王陽明，都從實學的立場上，對漢唐魏晉以來的訓詁記誦之學和流于空虛的禪學，進行了批判——這種口耳之學，即舌尖上的學問，致力于模仿，缺乏創造力，只能夸夸其談，對于經世濟民，卻無任何益處。
在這個基礎上，王陽明和朱子學說，也有很多分歧。
王學源于陸學，王陽明的窮理方法和陸九淵的主張極其相似。陸九淵主張「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體現，而朱熹與陸九淵不同，他主張的是「格物窮理」。陸九淵批評朱熹的學說是醉心于追求心外事物之理，喪失了心的主體性，陷入支離；而朱熹則批評陸九淵的學說是向內求理，流于禪學，陷入虛妄，導致弊害。
不過在宋元明時期，朱子學說始終受到官方推崇，陸學受到打壓。至元代，朱子學更被指定為科舉之學，迎來大繁榮，而陸學基本上處在隱藏不露的狀態。
直到王學的出現，陸學才得以顯現。
其時，官方一般將朱熹的新本《大學》作為通本，同時，朱熹所著的《大學章句》對《大學》中的觀點也進行了詳解。但是，王陽明認為「新本」有誤而「舊本」才是正統。他在《〈大學〉問》對朱熹所持的觀點進行了批判。《〈大學〉問》可以說是王陽明留下來的唯一著作，是將《傳習錄》及前面提到的《親民堂記》中的內容集大成的作品。該書涉及王陽明晚年成熟思想的命脈，概括了王陽明的整體思想，非常重要。
陸九淵畫像
王陽明的心學與朱熹的理學的根本都是源自儒學，但思想本質上區別很大：
1.朱熹曾提出「先知后行」說，認為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然后才能去實踐，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是絕對的真理。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自然顛覆了這一理論，前已細述，不再贅述。如果套用《中庸》中的話，那麼「知」就是「道問學」，「行走」就是「尊德性」，朱子學是以前者為主，而王則是以后者為主。
2.關于致良知，王陽明所說的「心即理」，是針對朱熹「格物致知」，人們下功夫去除私欲后就會得到天理，而心的作用也會自然得以體現。因此，學問并非通過格物來獲得，而是去除私欲后心之天理的呈現。
3.王陽明將《大學》中的「親民」解釋為古本中的「親近人民」之意，這正是古代明主的治國之道，只有懷著慈悲、愛民之心，才能教化、奉養人民。王陽明認為，朱熹所言之「新民」有嚴厲訓誡百姓之意，這樣會使帝王對百姓的憐愛之情減少，影響百姓的生活。王陽明并不像朱子那樣重視禮法。王陽明說，禮法用來教化百姓，改變世風，是不可或缺的，但不應該盲目遵從古代禮法，禮法應當隨時世而變化。
這一點也體現在二人教學方式上。朱熹講學主要局限在學院里，王陽明則喜歡于山水中邊游玩邊講學。因此，朱熹的教學方式較為呆板，而王陽明的則更為靈活。
4.王陽明的學說為實用科學。朱熹將推究萬物之理當作「格物致知」，并認為「格物」先而「誠意」后。王陽明認為這種觀點容易使人的思想意識被客觀事物所限，因此對其加以批判。王陽明將「誠意」作為格物致知的根本，同時也作為《大學》之根本。不過如按王陽明所說，那麼《大學》只需闡述「誠意」，而沒必要盡述「正心」「格物」「致知」「修身」等內容。
5.朱熹重理性，解釋自己的學說時偏向于理論性，王陽明闡述自己學說的方式則是簡單明了，直中要害。所以我們讀《傳習錄》時會發現，文中大量使用比喻、引喻，隨處可見讓人激情澎湃的問答，王陽明并沒有把經典當作經典，而對它們做客觀的解釋，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自由發揮。說得極端一點，王陽明是在借解釋經典之機闡述自己的思想。若讀《朱子語類》，這樣的感動就會很少。
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他們主張的依然是孔孟之道，但前者嚴厲而后者溫情。朱子提倡理智他律的道德，而王陽明則提倡充滿人情的自律的道德。
一言以蔽之，在王陽明看來，修習圣賢之學就是依照人倫道德去真實地生活，這是王陽明一生的堅守和選擇。王陽明繼承發揚復興的，正是儒學的踐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學，理論豐贍，踐行太少。換個角度來看，陽明學其實是回歸到了孔子論述德行、實踐德行的觀念上。
（晚年時，王陽明曾寫《朱子晚年定論》，借此緩和自己與天下朱子學者的矛盾。然而，這反而成了后世攻擊王陽明的把柄，認為他存有曲學阿世的一面。）
王陽明去世后，心學分成三派，分別是良知現成派（左派）、良知歸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證派（正統派）。良知現成派中多有才之士，他們大多具有搏龍斗蛇的能力和本事，此派學者不贊同用倫理道德來約束自己，提倡人性解放與自由，呼吁依照情感和本能去做事。他們大都率性而為，一旦對社會和政治不滿，便會毫無忌憚地發泄出來。但也正是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為方式，給陽明學帶來了諸多弊害，最終導致了滿清官方對陽明學的禁止，使陽明學在中國日漸沒落，實乃遺憾。
若要用一個概括心學，無疑是「良知」。 王陽明晚年說，除卻良知再也沒有可以說的了。這個詞可謂是王陽明思想的真髓。良知的本體即為「天理自然覺發見處」，致良知便是極盡天理，如若做到了致良知，那麼自然就能做到「禮、義、仁、智、孝」了。心學的嘆服之處就在于從心，在自已的內心上用功致良知，不是假以外力去規范自己，這種感性的哲學體系更為溫和也更為體恤人性。
日本天皇的老師、日本近代著名哲學家高瀨武次郎有言：「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乃至維新諸豪杰震天動地之偉業，殆一不由于王學所賜予。」可見陽明學對于日本的影響之深，這也不不難理解為什麼岡田武彥愿意在晚年孜孜不倦地耗費二十五年心血撰寫王陽明的傳記了。
王陽明所創立的心學思想如暗室一炬，綿延并福澤后世，堪稱當之無愧的圣哲！「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個體的生命是短暫的，將有限的生命融煉為無限的思想，這才是王陽明的偉大之處。
正如凡·高所說：「沒有什麼事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