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3年的秋天,雍正皇帝在南書房內收到一份奏折,御覽后他緊鎖眉頭,神色嚴峻。這份奏折內容不簡單,它直接點了時任內閣首輔鄂爾泰的痛處——彈劾其親弟鄂爾奇「壞法營私,紊制擾民」。
鄂爾泰與李衛曾經是雍正眼中的「模范督撫」,彼此間一度并稱。
如今李衛對鄂爾奇的直截了當彈劾,讓鄂爾泰難堪之余,也對李衛頗生感激——因為李衛選擇上奏皇帝,給了鄂爾泰余地,沒有趁機在朝野散布這個把柄。
這就是李衛,一個在雍正朝厲行節約、深得寵信長達13年之久的異數人才。他出身并不高貴,卻以才能和政績獲得登峰造極的權勢。
然而步入乾隆朝后,李衛漸受冷遇,最終在51歲那年病逝,結束了傳奇卻又坎坷的一生。
1684年,李衛出生于江蘇豐縣一個商人家族。這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李衛自幼生活在戚戚然的氛圍中。
父親希望他光宗耀祖,但李衛性情狷介,不喜讀書。在科舉失意后,父親只得通過捐貲讓兒子入仕為官。
1713年,29歲的李衛花費家財,獲得了一個員外郎的銜頭。當年底,他便補了一個兵部員外郎的實職,正式進京任官。
李衛并未像其他捐官者那樣過著輕松愜意的官場生活,而是勤勉工作,機敏地展現出商人般的精明能力。
任職兵部期間,他發現親王有截留庫銀的非法行為,這在當時并不罕見,許多官員都默認這樣的不正之風。但李衛卻意識到,這種是統治基礎的毒瘤,必須杜絕。
于是他鼓起勇氣,在眾目睽睽下揭露親王的丑行,堅持把「贏余」廢除,并且以身作則,嚴格執行庫存銀兩的收支核對制度,杜絕了親王的違法行為。
這在當時可謂難能可貴,一介五品小吏就敢直面權貴,力排眾議改革積弊,為日后仕途打下良好基礎。
康熙五十八年,李衛遷任戶部郎中。
當時的銀庫存在著「贏余」之弊,李衛以一個五品小吏的身份,在眾目睽睽下揭示親王的非法行為,終于迫使其取締「贏余」,堪稱雛形中的李衛已經具有異乎尋常的膽識和手腕。這成為他日后深受重用的鋪墊。
1722年,雍正繼位,將目光投向才干出眾的李衛。此時的李衛已經歷練出成熟果敢的為官之道,很快以出色的業績獲得提拔,開始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在云南鹽政、財政等方面推行創新,鞏固邊疆,李衛受到雍正欣賞。當時云南邊防渙散,李衛上任后憑借商人般的精明頭腦,調整鹽法,革新商稅,大幅增加財政收入。
他還派心腹據點要隘,嚴查私鹽走私,使鹽業在合法軌道上運行。這些舉措使雍正對李衛刮目相看,很快便重用他主管富庶的浙江地區。
1724年,李衛升任云南布政使。兩年后,又調任富庶的浙江擔任巡撫兼理鹽政大權。浙江巡撫一職長期空缺,此舉可見雍正對李衛的倚重。李衛進一步推行革新,穩定了浙江的政治經濟秩序。
1728年,李衛升遷浙江總督,并兼領巡撫事務。形同獲得浙江最高行政、軍事大權,由一個五品小吏躍升至如此位置,李衛的飛黃騰達令人瞠目結舌。但其才能和政績,也使他冉冉上升的速度在情理之中。
李衛對雍正知遇之恩心存感激,決心在浙江建功立業以報答圣恩。任內他先后平定盜患,恢復科舉,修筑海塘,深得百姓敬愛。
當時盜患猖獗,李衛使用極具創造性的手段平定盜患,引狼居室,高明運用江湖人士之力服役盜賊。
他先重金收買了一批武藝高強的江湖人入伙,然后命他們在自己的監管下清剿其他盜賊。李衛出身商人,深知利益的驅動力,所以用利益誘導,最終使浙江太平日久。
為恢復浙江科舉,李衛機智地上書請雍正派員視察,又策劃編纂通志展現浙江忠義,終使雍正取消了對浙江文士的處罰。
浙江學子對李衛起而效勞心存感激。李衛作為一個捐官出身的官僚,平素就對讀書人抱有敬畏之心。
他認為文人是社會精神支柱,所以設法為浙江學子爭取公道。這成為李衛深受時人愛戴的一個重要原因。
浙江邊塘屢決,李衛不仗勢命令,而是親自勘察,請教民智,終于找到了有效的修筑方案。李衛治水創新之處在于充分調動民智。
他設法獲知哪些老百姓或漁民更熟悉水利情況,然后耐心聽取他們的建議,在此基礎上制定修塘方案。這樣的作法既體現了他開明務實的治國理念,也讓他取得了治水效果。
李衛五年來的治績,使浙江百姓安居樂業,享受到久違的太平時日。浙江學子和百姓都對李衛刻骨銘心。李衛心系生靈,視民如子,這成為他在地方上積威德、深得民心的關鍵所在。
1733年,李衛遷任直隸總督,權勢達到頂峰。當年,他果斷彈劾鄂爾奇,處理得體,使自己聲名鵲起。
這年,李衛上奏揭發鄂爾奇的劣跡,對鄂爾泰構成了極大壓力。但李衛沒有趁機在言官間散布這個把柄,而是直接向雍正稟報。
他的立場十分明確──以國法為先,不容官宦私情干預公義。鄂爾泰由衷感激李衛給自己保留了臉面,兩人關系日趨密切。這說明李衛不僅勇于斗爭,也懂得團結同僚,在權力斗爭中取得主動。
1735年,李衛病重,享年僅51歲。雍正親自治喪,追思這位勤勉正直的心腹功臣。李衛一生最鼎盛的時期,是在雍正朝厲行節約、創新鹽政與科舉、深得民心的十三年間。他上下求索、清正廉明的作風,可謂當之無愧。
1735年,乾隆繼位后,李衛在朝中的地位產生了微妙變化。同樣是雍正時期的重要官員,乾隆對李衛并不如鄂爾泰欣賞。
李衛病逝時,乾隆僅按總督例治喪,沒有追贈任何銜頭。兩年后,乾隆下旨將李衛入祀賢良祠,也多是出于對雍正的尊重。這與李衛生前的功績與聲望不相稱,可見乾隆對他并無敬重。
日后,乾隆還公開批評李衛「仰仗皇考恩寵,任性驕縱」,認為他并非正直純臣。乾隆崇尚程朱理學,不看好李衛這樣機變果決的治國手段,這成為兩人評價分歧的根本原因。
種種跡象顯示,乾隆并不看重李衛這類「怪才」。他更喜形式規矩,重視出身和仕進過程,而非才能與政績。這也預示著,乾隆朝的政治生態,將與雍正時期形成差異。對李衛而言,這無疑是個遺憾。
李衛與鄂爾泰、張廷玉并稱「三杰」,是雍正一朝的異數人才。他出生寒門,卻能依靠實干拔擢要職。李衛勤政愛民,政績卓著,可謂當之無愧。
然而歷史滾滾向前,乾隆即位后,李衛便失去恩寵。我們不應以今人的視角苛責乾隆,而應洞察歷史的規律。
李衛之所以得以飛黃騰達,恰恰得益于雍正開明平和的用人之道。他的一生,成就與失意,同時反映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歷史特點。
李衛用一生闡釋了什麼是真正的大丈夫,但他的結局也警示我們,面對復雜的政治環境,何去何從永遠是考驗人性和智慧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