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譜，又稱族譜、宗譜，是中國自古以來一種特殊的文獻形式。
對于一個家族來說，家譜不僅能夠清晰地體現本家的世系繁衍，還用以記錄這個家族的興衰起落——何時繁茂，何時凋敝，從何人開始建功立業、官拜相公，從何人開始不善經營，走向敗落……
古代的家譜和祠堂、宗族聚居地密切相關，更是和祖輩生長的土壤關系密切。
因而，隨著朝代更迭，或者一些戰亂、天災的年代，歷史上的很多家譜就此消滅斷線，許多家族因此無跡可尋。
當今可見的大部分家譜，大多是從明清兩代開始撰寫的。
明清時期，由于統計人口、稅收等需要，加之人口數量和相對位置趨于穩定，統治者非常重視戶口、籍貫等人文資料信息，大多數家族都開始拾起失落的族譜，進行修補，乃至出現了專門替人修撰族譜的「譜匠」職業。
人生須臾百年，唯有史料留存于世。
由清朝所著、記錄明代大致歷史的《明史》也是其中一員。既是史料，自然以極高的真實性成為后人所參考的范本。
然而，后世在福建發現了一部來自明朝一位宦官的家譜，其中的記載竟和《明史》有所出入。
經過進一步的考證比對，其中有出入的事情并不少，甚至一些記載有明顯的趨向不同，這使得后人不禁頓生疑竇：一個是家族自己的家譜，一個是朝代修撰的史書，而對于這些事件的記載，究竟孰真孰假？難道清朝在修編史書的時候，有所隱瞞或者是有所篡改嗎？
且從這位宦官的家族，以及其中記載的一些事件開始講起。
2011年期間，有人在我國福建地區發現了一部家譜，經過勘查了解，確認這部族譜屬于明代的一位有權勢的宦官，其人名叫張敏，這部族譜也因而被稱為《張氏族譜》。
根據族譜記載，張敏其人生于1434年，自幼父母早亡，無人庇佑，尚未成人便遭人算計，害進深宮，成為了一名宦官，但其人在宮中久而得勢，最終在圣眷優厚下，從一個孤苦伶仃的孤兒，成為了皇帝身邊、龍椅之下炙手可熱的人物。
而根據記載，他一生中做過一件最為膽大包天、甚至有可能招致殺身之禍的事：他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將一位出身撲朔迷離、本該不存在于皇家宗族內的皇子養大成人。甚至這位皇子在之后榮登大統——他就是之后的明孝宗，其名朱佑樘。
明成化時期，明憲宗正執政，作為帝王，卻不慕后宮三千粉黛，而獨獨鐘情于一位萬貴妃，這位萬貴妃本是宮女出身，照顧當時尚年幼的憲宗，而憲宗在這個過程中日久生情，對這位年長于自己的體貼美人傾其所有。
金銀珠寶、榮寵體面，乃至帝王家少見的「一心人，萬貴妃都得到了，可以說是成為了普天下最尊貴的女人。
只是，人生斷不可能毫無遺憾、一帆風順，身負盛寵的萬貴妃，卻始終膝下無子。
帝王家的寵妃，即便再怎麼體面，沒有子嗣傍身都是大忌，畢竟在那個母憑子貴的環境下，一個在后宮無依無靠的女人，終究會走向年老珠黃，而有力奪嫡的一個孩子往往能顛覆整個深宮的局勢乃至前朝的局勢。
萬貴妃自身無子，又怎可能容忍別人靠孩子爬到自己頭上，在她有意的限制和暗害下，后宮的嬪妃竟無一位長成的皇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明憲宗本人須發漸白，也不禁感嘆起了自己的命運，認為自己此生恐子孫福薄。
就在這時，他的心腹太監張敏對他叩首跪拜，稱陛下不必過于擔憂，其實這宮內，有一位皇子長成。明憲宗聞言，又驚又喜。
這個孩子便是朱佑樘，一個宮女的孩子，本來萬貴妃在知道宮女有孕后，著張敏將其處理掉，以絕后患，可張敏更在意這個孩子對于無子的皇帝的重要性，便沒有聽從她的話，而是保護這個孩子降生，并且隱瞞這件事直到他長成。
這件事情在悄無聲息中促成，待到萬貴妃發覺時，木已成舟，再沒有轉圜的余地，只得咬碎銀牙咽下這一口氣，卻在心下記了張敏一筆。
這之后張敏憑借這件事，在皇帝面前賺足了好感，深受器重，卻也因為這件事情，被萬貴妃降罪，最終吞金而自逝。
而從這一部分開始，《明史》和《張氏族譜》的記載就出現了出入。
那麼具體有哪些地方記載不一致呢？
首先便是明憲宗的得知朱佑樘身份的時間點，《明史》中記載這件事情發生在1472年，而《張氏族譜》中，這件事情發生在1475年，時間有一定相差，然而看似僅僅相差三年，個中區別卻很大。
因為就在1472年，明憲宗的第一個孩子、先太子朱佑極，年僅三歲而夭亡。
若根據《明史》所言，這個孩子剛剛過世，就扶了第二任太子上位，對于子嗣稀少、對每個孩子都很重視的明憲宗來說，恐怕不太合理。
即便對于朱佑樘的出現再驚喜、再寵愛這個孩子，他也不可能如此快就遺忘先太子，多少應當有所避諱，況且幼子早逝，皇帝悲痛萬分，張敏亦不可能在這個敏感的節骨眼上暴露這個消息，在這件事中，《明史》之記載有不合理之處。
反觀《張氏族譜》所記，三年之后再行冊封，于情于理都顯得更順理成章。
而關于張敏入宮的經歷，兩方又有差誤之處，《族譜》記載其是為奸人所害，不得已而為之，又在真相大白后受到皇帝嘉獎，得以侍奉左右。
而《明史》對此的記載更為平淡，沒有那些跌宕起伏的經歷，而只是因為家貧，幼子無法充公，被迫入宮成為宦官。
根據其他史書的記載比較，《明史》寫的較為中肯真實，《家譜》似乎對此進行了一番修飾和美化——不難理解，家譜畢竟是關乎一個家族的臉面，對于一些不太好的經歷和事件，要極盡寫的模糊一些，修飾得體面一些。
而在年甲疏漏的背后，還有關于繼太子的撫養權問題。
朱佑樘作為皇帝的獨子，又有萬貴妃虎視眈眈，他的收養人自然應該能擔負起保護他的責任。
這一點在《孝宗本紀》中有所體現，其中記載朱佑樘為周太后、也就是皇帝生母所收養，自然萬全。
可是本紀中，對于收養時間的記載就極為模糊，按照當時的律法，只有朱佑樘進入皇家玉牒后才有資格被周太后收養——《孝穆紀太后傳》中，這個時間點就非常明確，是成化十一年，其皇子身份已被承認且昭告天下。
這里的時間點記錄不明，也很有可能是受了先前年甲紊亂的影響。
此外，在《張氏族譜》的版本中又出現了一個以上兩卷均未出現的人物，也就是廢后吳氏。
這位身居冷宮的廢后是明憲宗的發妻，《族譜》中記載她「保抱惟謹」，指出在朱佑樘被發現前，一直是廢后吳氏在照顧他。
最后，有關這位宦官張敏的真實死因，也有不同的記載。《明史》所記載的時間是1475年，而《張氏族譜》所記是1485年。
前者主張張敏系萬貴妃所迫害，吞金自逝；而后者所記是與同僚產生矛盾，一氣之下身患重疾，最終不治身亡。
根據《同安縣志》記載，張敏真正的去世時間應當是1485年，確實是病亡的，縣志里也存留了張敏患病后求醫問藥的一些經歷和資料。
且根據其他史料，朱佑樘回歸正統后，張敏因此獲得殊榮，在皇帝的授意下，盡管萬貴妃可能會找他的麻煩，也大不至于不顧皇帝顏面將其逼死。
至此，這幾件事的記載不同，已經足以得見兩部資料之間產生了一定的差別。
而這種出入之處，是否會影響到這兩份資料的嚴謹性和可靠性？造成這種出入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后世根據其他人物傳記、當地縣志等資料對當年的時間進行了梳理和還原，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明史》的記載有一些自身相悖之處，從邏輯上略有不通順，因而在這一點上，有的后世學者懷疑其中存在清朝刻意模糊、篡改前朝歷史的可能。
然而，這個觀點很快不攻自破，因為《明史》的記載十分繁雜瑣碎，如果清朝統治者有意通過這種方式來干涉歷史記錄，更應該力求邏輯自洽、起碼不應該出現與自身相悖的蹩腳失誤，讓后人輕易就看出不對勁。
結合清朝史書修撰的條例和方式，更可能的情況是：由于《明史》修撰時間長且時間跨度極大，耗費了很長時間，且史料出處不同、執筆亦非同一人所為，執筆者在修撰期間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換過數次，才將這部史書寫完。
許多歷史事件和關鍵時間點，都隨著資料的遺失和當事人的離去而變得撲朔迷離，一些細節后人各執一詞，史官亦難決斷。
當不同的史官接觸了不同的史料、并且對歷史的還原不能達到一致時，就可能會出現這種前后不一、邏輯不通的情況，畢竟每個史官的記載撰寫思路都必然有所差異。
況且史書畢竟是有選擇的記載歷史大事，根據撰寫目的、撰寫對象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的潤色和偏向：
記錄前朝的歷史，當朝者必然不能使其十全十美，凌駕于本朝之上，但由于是專門的史官撰寫，規模和詳細程度都很高。
記錄家族興衰的族譜，寫盡家族的榮寵衰敗，不可能做出自敗門楣的事，所以傾向于對自家人有所美化，但也更容易記下當事人涉及的事件真相和秘密。
寫當地的縣志，對于該地各家族的姓氏、往來、功名都有詳盡的記載，但迫于地方官員的勢力，偶爾會忽略一些當地管理生活中出現的問題。
寫各人的傳記，自然可以找到一些人物光鮮以外的另一面，使被記載者更加完整，卻傾向于忽略他人對一些事件的影響和建樹……
由此可見，歷史悠久，后人無法真正親身經歷那些朝代的故事，故而要在浩如煙海的史書中比對、篩選、拼湊推理，這自古以來就是一份艱巨而繁重的工作。
《張氏族譜》所記雖然有顛覆性，卻并不會影響《明史》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因為古人有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除了真實性，史料還具有的一項重要特征，就是幫助后人總結前人經驗，盡量揚長避短，一些記載上的疏漏并不會就此影響《明史》的教育性和對于后人的啟發，故而《明史》之失誤，既不能說是清朝故意而為之，也不能武斷地說其就此喪失了史料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