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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有一位奇人，他雖然是文官出身，卻擅長軍事，既當過皇帝的老師，又見識過邊關的風雪。
他就是明末著名軍事家孫承宗，其在應對遼東問題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曾主導過明軍在遼東地區的戰略部署。
但他的名聲卻遠遠不及之后的袁崇煥、祖大壽等人。
可是名聲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實力，以后世的眼光來看，孫承宗的軍事方案無疑是那個時代最正確的。
如果把他的決策貫徹到底，清朝不一定有入關的機會。
清朝人自然也知道孫承宗的可怕之處，因此對他是又敬又恨，不惜背負罵名也要屠他滿門。
風水輪流轉，等到三百年后的民國時期，滿清的皇室已經衰微，而孫承宗的后人卻當上了北洋政府的將軍。
面對祖上的仇怨，那位后代選擇快意恩仇，把末代皇帝溥儀趕出了皇宮。
孫承宗是河北高陽人，他的容貌也如傳統的燕趙男兒一般，長得高大魁梧，一把大胡須像張開的戟一樣。
雖然長得像一介武夫，但孫承宗卻是一個讀書人。
可惜他家境貧寒，沒有人脈，學問又不如江南的才子，因此科舉屢試不中。
迫于生計，孫承宗只好先在私塾里教書為業。
後來有一個叫房守士的官員聽聞他教書不錯，就把他聘到家里輔導子弟。
之后房守士升為大同巡撫，孫承宗也跟著房家一起到大同赴任。
雖然此時的孫承宗一事無成，但卻并沒有得過且過的心態。
他在教書之余，還會刻苦研究學問，期待某一天科舉中榜。
除此之外，他還特別愛在大同當地考察風土人情。
大同是長城沿線的軍事重鎮，不僅駐扎著大量部隊和軍屬，小規模的邊境沖突也是時有發生。
孫承宗平日無事就去與下層軍官交談，因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孫承宗本就對軍事饒有興趣，在大同生活的幾年里，他對邊境的實際情況、軍隊的調動、戰爭如何進行有了深刻的了解。
這也就把他和普通的讀書人區別開來，那些只懂之乎者也的腐儒怎麼比得上在俗世里摸爬滾打的干練之才，只要給孫承宗一個機會，他定能成就一番功業。
好在孫承宗是幸運的，上天最終還是給了他這個機會。
1604年，在他四十一歲時，一舉奪得進士第二名，也就是「榜眼」，之后被派往翰林院任職。
雖然此時的孫承宗已經不再年輕，在同科進士里他已經算年紀較大的了。
但因為他名列前茅，進入的翰林院又是明代仕途的「快車道」，所以他的未來依舊是大有希望的。
進入官場后的孫承宗，因為他長期在底層討生活的經歷，使得他比同僚更加擅長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就連上司都時常傾聽他的意見。
1615年明朝著名的「梃擊案」發生后，因為這件事牽扯到貴妃、太子、福王等多個重要人物。
所以讓奉命辦理這個案件的大學士吳道南很是為難，而萬歷皇帝的態度又讓人捉摸不透。
如果猜錯了皇帝的意圖，吳道南被罷官奪職，都算是從輕發落了。
于是在判案之前，吳道南找上了精于世故的孫承宗，想知道他對這件事的想法。
孫承宗見大學士垂詢，也就坦誠地說，如果不查清這件事，太子那邊就無法交代。
但如果順藤摸瓜、嚴查到底，皇家的丑聞就容易傳到外界去，因此只懲處小人物，適可而止才是最合適的辦法。
吳道南聽取了他的意見，果然皇帝對此案的審判很滿意。
此時孫承宗官職低微，卻能猜透皇帝的想法，不得不說他眼光毒辣。
1620年等到天啟皇帝即位后，孫承宗被任命為翰林院的日講官，成為皇帝的老師。
彼時自萬歷年間的薩爾滸之戰后，后金的勢力愈發膨脹，遼東各個軍鎮時常受到侵擾，軍事問題逐漸成了朝政的熱點。
為了遏制后金的崛起，朝中有不少大臣建議，讓知曉兵事的孫承宗擔任兵部尚書，主持遼東方略。
但或許是孫承宗早年當過私塾先生的緣故，他講的課皇帝特別愛聽，因此皇帝不準許他離開日講官的職位。
可是遼東問題越發緊急，在大臣們的強烈建議下，天啟皇帝最后不得不任命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孫承宗一上任，就提出了救治邊境難民、檢閱部隊、修整道路等多個建議。
這些措施都切中時弊，皇帝都應允了。
但孫承宗出于公心，還彈劾了一批尸位素餐的官員，不久這些官員就被處分了。
這就引起了同僚的怨恨，不少人與孫承宗之間的間隙越來越深。
孫承宗雖然贏在帝心，但在官員隊伍里逐漸被孤立，他能否被重用完全出于皇帝個人的心意，這也就為他跌宕起伏的仕途埋下了伏筆。
天啟二年，遼東經略王在晉和總督王象乾，因為軍隊到底該駐扎關內還是關外的問題爭執不下，一度鬧到了內閣。
內閣諸位閣老遠在京師，一時也拿不定主意，關鍵時刻，孫承宗自告奮勇，請命前往遼東督師。
在人浮于事的明末官場，孫承宗這種勇于任事的行為是難能可貴的，皇帝聽了很高興，不僅對他提的要求統統滿足，還親自送他出城。
孫承宗到任后，很快就敲定了駐守寧遠、錦州的方略，這就是著名的「關寧錦防線」。
這條線也被后人贊之，為明朝延命二十年。
之后在孫承宗督師的四年里，他修復了九座大城和幾十座堡壘，訓練了十一萬軍隊，他步步為營的策略，雖然不是立竿見影，卻是行之有效，使滿清不得不暫時退卻。
孫承宗督師期間并不是消極防御，他與登萊巡撫袁可立遙相呼應，陸上海上都有明軍嚴陣以待，滿清首尾難以兼顧，依靠打敗明軍產生的銳氣漸漸被消磨。
雖然孫承宗頗有政績，但他剛直不阿的性格很快就帶來了災禍。
天啟皇帝寵信宦官魏忠賢，把朝政都委托給他處理，因此魏忠賢的權勢急劇膨脹，成為皇帝之下的第一人。
魏忠賢看到孫承宗在邊關功勛卓著，就想去討好他。
但是孫承宗一向對閹宦很是反感，此前他就上書皇帝，反對派宦官監軍，如今面對魏忠賢的使者，自然是不會有好臉色。
魏忠賢此時正是春風得意的時候，哪里能容下還有不順從他的人，于是決定密謀除掉孫承宗。
恰逢魏忠賢在朝中大肆打壓東林黨人，趙南星、高攀龍等相繼被貶出京城。
孫承宗聽聞后打算回京當面勸諫皇帝，并趁此機會打壓魏忠賢的囂張氣焰。
但是魏忠賢事先就得知了消息，他趕緊到皇帝面前顛倒黑白，說孫承宗準備進京清君側，殺掉魏忠賢。
天啟聽后大驚失色，趕忙讓人阻攔孫承宗，并勒令他返回駐地，孫承宗不得已只好作罷。
此后魏忠賢對孫承宗的忌憚越來越深，他指揮爪牙詆毀孫承宗，又在皇帝面前煽風點火。
原本皇帝十分信賴孫承宗，但在魏忠賢的影響下，他對孫承宗的支持逐漸減少，孫承宗的軍隊規模和軍餉數額都遭到削減。
魏忠賢的搗亂使孫承宗的部署大受干擾，最終在天啟五年，柳河之役的發生終結了雙方的矛盾。
當時山海關守將馬世龍誤判形勢，命令兩員將領帶兵襲擊耀州，結果明軍在柳河遭遇埋伏，為首的兩位將軍戰死，還折損了四百多士兵。
這原本是一個小型戰斗，損失也不算嚴重，但閹黨對戰報刻意抹黑，造謠說十萬邊軍已經全軍覆沒，使得京城里人人自危。
因為馬世龍是由孫承宗大力提拔上位的，因此在輿論的壓力下，孫承宗飽受苛責，不得不辭官歸鄉。
1628年，天啟皇帝去世，他的弟弟崇禎繼位，在新皇帝的支持下魏忠賢的閹黨得到了清算，這時朝中有人建議讓孫承宗復出。
崇禎二年，滿清入寇的大軍直逼京城，面對如此危急的態勢，崇禎趕忙召見孫承宗，不久讓他官復原職。
但此時的局勢比天啟年間更加敗壞了，早先孫承宗部署的堡壘戰術已經廢棄多年，滿清的崛起已經難以遏制。
更關鍵的是，遼東地區的軍事已經不再由孫承宗一個人說了算，幾個官員互相推諉扯皮，孫承宗的措施處處受到掣肘，他在遼東已經很難有大的作為，只能勉力支撐。
最終1631年大凌河之役的慘敗導致了他第二次下台。
這一次辭官之后，孫承宗心灰意冷，再加上年事已高，已經沒有了復出的念頭，便在高陽老家安度晚年。
可惜天不遂人愿，孫承宗晚年并不太平，他經歷了一場生死劫。
崇禎十一年，清兵又一次大舉入侵，在途經高陽縣城時，孫承宗表示絕不投降，要與滿清血戰到底。
他發動全城軍民守衛縣城，他本人更是不顧老邁披掛上陣。
但高陽縣畢竟是一個小縣城，城池低矮破舊，抵擋不了清兵的進攻。
最終城池被攻破，彼時史書記載孫承宗是自縊而亡，慷慨就義、全家幾十口人也悉數遇難。
但據民間傳聞，孫承宗的死法極為慘烈，是被清兵拴在馬尾上活活拖死的。
這樣的說法不一定真實，但孫家對滿清的仇恨卻是代代延續的。
孫承宗有幾個兒子幸免于難，後來經過三百年的開枝散葉，在清朝末年出了一個叫孫岳的后人。
孫岳本是清朝的秀才，但受到反清革命思潮的影響后，開始反感滿清的統治。
他在保定武備學堂就讀時加入了同盟會，并在畢業后以軍人的身份積極參加革命活動。
北洋政府時期，他成為軍閥曹錕的部下，十幾年里憑借資歷不斷升遷，一度當上了旅長。
到了1924年，當時孫岳為了響應孫中山的號召，與馮玉祥等人發動了北京政變，把曹錕等守舊勢力軟禁起來。
而作為封建勢力代表的退位皇帝溥儀仍舊居住在紫禁城里，這讓孫岳很是不滿，他下令把部隊開進紫禁城，將前清皇帝、后妃等人全部趕了出來，最后溥儀沒有辦法，只好寓居天津。
三百年前清兵把孫承宗一家殺害，三百年后他的子孫把清朝皇帝掃地出門。
不禁讓人感嘆天道無常，一時的勝敗并不是永恒的，可惜孫承宗這麼一個有才之人，生不逢時，下場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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